日前，煌煌十卷本的《巴金译文集》出版，这套书收入了巴金先生一生翻译的经典译作，包括屠格涅夫的《木木》《普宁与巴布林》《散文诗》、高尔基的《草原故事》《文学写照》、迦尔洵的《红花集》、赫尔岑的《家庭的戏剧》等作品，扩宽了读者对巴金的认识，也引发了人们对巴金、鲁迅、周作人、张爱玲等那个时代的、同时兼有翻译家与写作者双重身份的作家的关注。

巴金：“译名”为“文名”所掩

在很长一段时间，除少部分文学圈中的专业读者和研究者外，大多数人只知巴金是大作家，却不知他同时也是位大翻译家。

据悉，巴金的文集有二十多卷，译文集就占了十卷之多，数量上绝不少于一般翻译家，何况其质量又属上乘。巴金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和世界语。18岁那年，他就根据英译本翻译了俄罗斯作家迦尔洵的小说《信号》，从此开始了伴随他整个文学创作过程的翻译工作。

他的主要译作集中在俄罗斯小说、传记和回忆录。其中有克鲁泡特金《我的传记》，赫尔岑《家庭的戏剧》和《往事与回想》；屠格涅夫的《木木》《处女地》《父与子》《普宁与巴布林》和散文诗；高尔基的《草原故事及其它》和文学回忆录。

一贯谦虚的巴金不止一次说自己“并不精通一种外语”，“只是懂一点皮毛”，翻译的过程对他而言就是学习的过程，他翻译的作品都是他的“老师”，“翻译首先是为了学习写作”，所以他称自己只是“试译”。

以奥斯卡·王尔德的《快乐王子》为例，巴金和林徽因都曾做过这部书的译者，但巴金译文更胜一筹早已是译界公认。细细翻看巴金的译作你便会发现：流畅，自然，传神，富于感情，是他所有译文的特点，这又与他自己的文学创作风格极其相似。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曾说，巴金的译文既传神又忠于原文，他所译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至今“无人能出其右”；而翻译家高莽则评价说，巴金的译文“语言很美”，表现出了“原著的韵味”。

巴金不仅自己爱译，也鼓励他人拿起译笔。在《巴金书信集》中，有相当部分的信是写给包括汝龙、萧乾、文洁若、戈宝权、查良铮、高莽和巫宁坤在内的译者的。只有自己热爱并从事翻译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对其它翻译家的体贴和爱护。

他希望萧乾在有生之年“多译多写多出书”，“不必管别人怎么说”，“把自己心灵中美好的东西贡献出来”。萧乾显然没辜负巴老的期望，晚年不仅写了大量散文作品，还与夫人文洁若合作翻译了西方文学中的一部“天书”天书《尤利西斯》。

巴金也勉励过女作家杨苡，“好好译一本书”，海明威的也好，别的也好，“不要急，一星期译几百、几千字都行，再长的书也有译完的时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细心去了解，去传达原意”。

巴金与汝龙之间的友谊更是早已传为佳话。汝龙原是巴金的读者，后来成为了他的朋友。正是在巴金的启发和鼓励下，汝龙成了一名杰出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和契诃夫专家。是巴金建议汝龙“要系统地介绍一位作家的作品，并建议他集中精神翻译契诃夫”。在《巴金书信集》中，致汝龙的信有37封之多。巴老称赞他“能用功，能苦干，能坚持”，并嘱其一定要保重身体，“要争取尽可能的多活”，“不要只译几本契诃夫就拼掉老命”……

其实，在中国文学翻译界，除傅雷等赫赫有名的翻译家，还有一条并行的翻译家队列存在：像巴金这样非常特别的翻译家。他们既是创作型的作家，同时又是成就斐然的翻译高手。鲁迅、周作人、冰心、张爱玲、梁实秋、杨绛、丰子恺等，都是这一类作家中的代表。这些真正的大家，中西贯通，他们对外文作品的译介与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是彼此滋养彼此成全，相得益彰的关系。通过翻译，他们自身的创作得到了不断地提升；同时，不间断地进行创作则让他们的译笔更加娴熟并具个人风格。

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

可能是鲁迅的文学创作光辉太耀眼，以至于让人们忘了他的翻译。近些年来，鲁迅的译作开始受到重视。著名文学评论家孙郁曾撰文提出，“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他用了大量的精力在翻译上。”

据统计，鲁迅共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种作品，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注意到了俄国文学。他说：“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能看见被压迫者的灵魂，心酸和挣扎。”鲁迅译了很多俄国、北欧、波兰等反映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疾苦的作品，《死魂灵》《毁灭》《浊流》都是代表作。1909年，在鲁迅和周作人合作译印的《域外小说集》中，又译了俄国作家安特来夫和迦尔洵的作品。此外，鲁迅还译了一些日文版科幻小说，如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作品。可以说，文学翻译成为了鲁迅激发其创作的一枚火种。

周作人：一位称得上是大翻译家的散文家

“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渐渐发白的山顶，有点亮了起来，紫色的云彩微细的横在那里，这是很有意思的。……秋天是傍晚最好。夕阳辉煌地照着，到了很接近了山边的时候，乌鸦都要归巢去了，三四只一切，两三只一切急匆匆地飞去，这也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更有大雁排成行列飞去，随后越看去变得越小了，也真是有趣。到了日没以后，风的声响以及虫类的鸣声，不消说也都是特别有意思的。”

日本平安时期的随笔集经典《枕草子》中“四时的情趣”中文版经典段落，一直备受散文爱好者的钟爱。他的译者正是大散文家周作人。熟悉文学的人都知晓周作人的散文造诣，但他同时又是位称得上是大翻译家的散文家。周作人精通古希腊文、日文、英文等多种外文，追求直译的风格，加上自己长年写散文，译作能自如地传达原著的韵味，同时创造出质朴典雅的风格。

2012年，由学者止庵整理主编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出版，全书11卷，全面恢复了周作人的手稿，一代翻译大家的原貌得以呈现。

丰子恺：最早译出了“日本《红楼梦》”的人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富有独创风格的漫画家，主要以漫画作品立名。同时他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但较少人知道的是，丰子恺的对日本文学的翻译成就。

丰子恺的翻译涉及日、英、俄等多个语种，但他较有名的是最早将有“日本《红楼梦》”之称的《源氏物语》翻译介绍到中国。日本平安时期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约成书于11世纪初，全书54回，前44回写皇子光源氏与诸多女子间的感情纠葛，末10回则写光源氏之子的故事。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者和研究家们，自20世纪20年代起多次提到《源氏物语》，但由于该作品卷帙浩繁、文字艰深，翻译难度很大，一直无人问津。直到上世纪50年代，《源氏物语》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翻译出版计划，对日本古典文学有很高修养的丰子恺，被委以重任担纲翻译。

丰子恺的译本参照了藤原定家的《源氏物语注释》等6个注释本和一些现代日文译本。丰子恺早年留学日本时，曾熟读《源》一书，据称甚至可背诵《桐壶》一回，其对日本古文、中国古诗文、书画、音乐、佛教等颇有研究，无疑为翻译《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张爱玲：她是《老人与海》的第一个中译者

“张迷们”都知道，张爱玲的外文水平达到了能直接阅读英文版理科书籍的地步。但很少人知道，海明威最著名的作品《老人与海》，是由这位女作家第一个翻译介绍到中国的。

在该书序言中，张爱玲写道，“书中有许多句子貌似平淡，却是充满了生命的辛酸，我不知道青年的朋友们是否能够体会到。”有研究者认为，张爱玲的翻译与海明威的电报代码式的语言，有着一种深层的默契与暗合。对此，目前《老人与海》在内地群众基础最深的版本译者、翻译家吴劳曾表示过不同的看法。吴劳在比较了《老人与海》所有的译本之后认为，张爱玲只能说是第一个翻译此书的人，但她的译本绝对排不到“第一”，书中所译硬伤和所谓小节上的偏差是不容回避的。

近年来，随着对张爱玲研究的不断加深，其译著《老人与海》首次出版了中文简体版。尽管，今天的人们对“张译”的文学价值褒贬不一，但作为《老人与海》的译者，海明威简洁而准确的语言风格明显影响了张爱玲后来的写作。

查良铮：“以诗译诗”与普希金相遇

“在西伯利亚的矿坑深处，请坚持你们高傲的容忍：这辛酸的劳苦并非徒然，你们崇高的理想不会落空。”这是诗人穆旦（查良铮）所译普希金诗《寄西伯利亚》的前两段。穆旦不仅有着传奇的人生，在今天他已被普遍视为中国最为杰出的现代诗人之一，尤其是被视为一个充分体现了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及其成就的诗人。同时，作为一名诗歌翻译家的穆旦，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国诗歌翻译史成就最大的一人。”他从俄语原文译出了普希金的主要作品。包括九篇叙事诗，抒情诗502首及普希金代表作诗体长篇小说《欧根·奥涅金》。业内有种看法，译诗最好是由诗人来译。比如，《丽达与天鹅》的译者裘小龙就谈到过这种观点。他说，译诗比较特别，它要求在目标语言中读起来也必须是首诗，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在译文中机械地押几个韵就可以充数了。诗不在于说了什么，更在于怎样说——怎样把一种语言的感性、节奏甚至音乐感都尽可能地加以发掘、体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翻译诗歌的人要会写诗，而穆旦恰恰是最合适的人选。

杨绛：为译好《堂吉诃德》决定学西班牙语

许多了解杨绛的人说，与小说和散文相比，其实她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翻译。而她最重要的翻译作品就是《堂吉诃德》。杨绛本就精通英语和法语，又在48岁时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杨绛曾在一篇访谈中透露，钱锺书最好的是英文，第二是法文，第三是德文，然后是意大利文，“而西班牙则是跟我学的”。

《杨绛全集》和《洗澡之后》的责任编辑胡真才，同时也是一位译者。据胡真才回忆，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杨绛从清华大学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即后来的社科院外文所。自此，她便把阅读和研究外国文学作品视为自己的毕生事业。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因读过杨绛翻译的法国流浪汉小说《吉尔·布拉斯》，对其译笔大为赞赏，决定请杨先生翻译《堂吉诃德》，并建议她可从英文或者法文版翻译。

深爱塞万提斯的杨绛，前后共找了五个版本的英法文译本细细对比，觉得这五种译本各有所长和欠缺，均不足以代表原作精神。要想忠实原作，须从原文翻译。于是，她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为译好《堂吉诃德》重头学习。1959年，杨绛以近五旬的年纪开始了西班牙语的学习，每日坚持从不间断。至1962年，她已能读懂比较艰深的文章了。

趴在床头的书桌上工作的日子，杨绛把一本本的字典摊满在床。1976年秋冬十分，她终于译完全书。次年搬入新居后，她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将译稿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3月，杨绛译《堂吉诃德》问世。1978年6月，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访问中国时，邓小平将杨绛译《堂吉诃德》作为国礼赠与西班牙贵宾。

>>记者手记

玩票也好，学习也好，名家名译确实给国内文学出版界带来了思考。记者在与法语文学翻译家周克希的交谈中得知，老牌文学杂志《外国文艺》曾专设过一个名为“作家译坛”的栏目，上世纪80年代末，王安忆、王蒙等著名的中生代作家都当过一把翻译的票友，在专栏中发表过翻译作品。王安忆曾表示，“我们这一代是译文的一代”。她认为，包括她在内的这一代作家是通过接触外国一流作家的作品成长起来的，而接触的其中一条途径便是翻译。

事实上，一些闻名于世的作家都有过从事文学翻译的经历。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通过翻译别国著名作家的作品来学习写作，比如日本当红小说家村上春树。日本作家中，译过外国文学作品的不在少数。然而，像村上春树这样译作如此之多的，还是比较少见的。

村上春树的文学翻译始终伴随着他的整个写作历程。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到目前为止，他已出版有雷蒙德．卡佛、费茨·杰拉德杰、楚门·卡波特、杰洛姆·戴维、J·D·塞林格、卡森·麦卡勒斯等著名作家的译著70多部。

他曾自称为雷蒙德·钱德勒的迷弟，把《漫长的告别》读了足足12遍，每每写作陷入困顿便打开此书。崇拜一个人，就要向全世界“安利”他，村上就是这么干的。2006年，他亲自把该书译成日文，并四处推荐钱德勒，在日本掀起读钱德勒的热潮。

可以说，村上对翻译的热爱，完全不亚于写作。他曾说：“写作与翻译交替着做，就像吃了巧克力再吃仙贝，咸甜结合才不会腻。”

据他本人透露，在不太想写小说的日子里，搞翻译就成了村上春树的日常。译着译着，有时又渐渐会产生回过头来再写小说的欲望。这种保持了30多年的习惯，已成了村上愉快的创作节奏。

“托翻译之福，对我来说，几乎没为写小说而呻吟的记忆”，他说。正是通过翻译，才让村上有所领悟：优秀的作家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广阔的世界不断的诞生。对创作者而言，最恐怖的事就是在固步自封中慢慢沉下去。

作者：陈熙涵

编辑：陈熙涵

责任编辑：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