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突破

1）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虽然有它的局限，但它对翻译所作的微观分析，无疑使人们对翻译的过程和目标，看得更加清楚了，更加透彻了。

2）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当代翻译研究的最大突破还表现在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形式，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

两大转向

1）语言学派的转向

2）从文化层面来审视翻译的转向

语言学派理论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

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 1892 --1982）

尤金·奈达（Eugen A. Nida, 1914 --）

卡特福特（J.C. Catford, 1917--）

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 1916--）

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史上的理论层面。

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 1892 --1982）

1959年，雅可布逊发表了《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他站在符号学的立场上把翻译理解为对“两种不同语符中的两个对等信息”重新编码的过程。

他把翻译区分为三种类型：

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认为“在语际翻译中，符号与符号之间一般也没有完全的对等关系，只有信息才可用来充分解释外来的符号和信息”，跳出了历史上翻译研究常见的经验层面，体现了对翻译研究深层的理论思考。

与此同时，他对不同文化语境的差异也给予高度重视，认为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是向另一种符号系统的“创造性移位”（creative transposition）。

尤金·奈达（Eugen A. Nida, 1914 --）

尤金·奈达在交际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理论。他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出发，认为语言除了传递信息外，还有许多交际方面的功能，如表达功能、认识功能、人际关系功能、祈使功能、司事功能、表感功能等，翻译就应该不仅传递信息，还传达以上所说的语言的各种功能，这也就是奈达所追求的翻译的“等效”。由于奈达把翻译视作一种交际活动，所以他在判断翻译的效果时也是从翻译所传递的信息量出发，认为翻译的效果取决于花最小的功夫接受最大的信息量。

卡特福特（J.C. Catford, 1917--）

卡特福特在其《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把翻译界定为“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textual material）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并把寻求另一语言中的等值成分视作翻译的中心问题，从而提出翻译理论的使命就在于确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

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 1916--）

彼得·纽马克认为完全照搬奈达的“等效”理论（重内容而轻形式）并不可取。他提出了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两种方法，前者致力于重新组织译文的语言结构，使译文语句明白流畅，符合译文规范，突出信息产生的效果；后者则强调译文要接近原文的形式。

语言学派的研究由于应用了语言学理论，使得翻译研究的结果显得比较“直观”，也比较“科学”。但是，当语言学派的研究应用于文学翻译时，就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了，因为此时它面临的对象不单单是一门科学——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这个对象的性质更多的是艺术。

因此，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有学者不光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分析翻译问题了。例如，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奠基人之一维莱姆·马西修斯（Vilem Mathesius）早在1913年就从等效翻译的角度指出：“……哪怕运用不同于原作中的艺术手段，也要让诗歌翻译对读者产生原作同样的作用……相似的，或接近相似的手段其效果往往未必相似。因此，追求相同的艺术效果比追求相同的艺术手段更为重要，在翻译诗时尤其如此。”这一小组的另一奠基人，也是西方译学界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雅可布逊1930年在《论译诗》一文中也指出：“我认为，只有当我们为译诗找到了能产生像原诗同样功能的，而不是仅仅外表上相似的形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达到了从艺术上接近原作。”至于到了尤金·奈达提出的交际理论，强调原文与译文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这种背景在译文的接受效果中所起的作用后，语言学派的某些领域实际上已经与文艺学派的研究领域接壤，包括交际理论、符号理论等在内的一些语言学派理论中的许多观点也广泛被文艺学派所利用。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不再局限于以往单纯的语言文字的转换或是文学文本的风格、翻译的标准等问题上，研究者从各个领域切入到翻译研究中来，除了语言学、文学、外语教学外，还有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电脑软件开发，以及各种各样的当代文化理论。其实，即使是所谓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到后来也不可局限在纯粹的语言转换层面而不进入到文化研究层面。

文化派理论

翻译的文化研究，和语言学派一样，比较成规模的研究同样其始于20世纪的后半叶。

1957年西奥多·萨沃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的《翻译的艺术》（The Art of Translation）一书出版，书中提出了12条（实际上是六组相互矛盾的）原则。这本书后来在西方一版再版，影响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该书可以视作当代西方译学研究者重视文学翻译的理论问题的先兆。

12条原则：

1）翻译必须译出原作的文字；

2）翻译必须译出原作的意思；

3）译作必须译得读起来像原作；

4）译作必须译得读起来像译作；

5）译作必须反映原作的风格；

6）译作必须反映译者的风格；

7）译作必须译得像原作同时代的作品一样；

8）译作应该译成与译者同时代的作品一样；

9）翻译可以对原作进行增减；

10）翻译不可以对原作进行增减；

11）诗必须译成散文；

12）诗必须译成诗。

1961年，西方译学界有两篇论文值得注目。一篇是美国学者让·帕里斯撰写的《翻译与创造》（Translation and Creation）,另一篇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发表在《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年鉴》上的论文“文学的关键问题—‘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 as a Key to Literature"）。

让·帕里斯的观点：

译者用他自己的语言做诗人同样的工作，要花同样的努力去塑造同样的形象，构建同样的韵律。努力的结果有时候并不尽人意，但我们毕竟从中可以看到，翻译不是一件雕虫小技，它确实是一种创造。

罗贝尔·埃斯卡皮的观点

罗贝尔·埃斯卡皮从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上考察文学交际中的“创造性叛逆”。他认为，任何一个概念一旦被表达、传达，它就被“叛逆”了，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文学作品使用的是通用的交际语言，这种语言带有一整套的象征，包含着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所以它不能保证每一个创作者都能正确无误地表达他所要表达的生动的现实。从这个角度看，文学翻译中的“叛逆”就更是不可避免了。埃斯卡皮把文学翻译中的这种“叛逆”称为“创造性叛逆”，因为这种“叛逆”给原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尽管埃斯卡皮这篇文章没有专门论述翻译，但是他的“创造性叛逆”的观点给我们深入思考、理解文学翻译的性质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其实作者本人也已经从这个角度出发，另外在其著名的专著《文学社会学》中对文学翻译展开了讨论，并提出：“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这一说法的话，那么，翻译这个带刺激性的问题也许能获得解决。”

20世纪70年代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著作可首推英国学者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专著《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这本书引人注目地提出了“理解也是翻译”的观点。

乔治·斯坦纳认为，每当我们读或听一段过去的话，我们都是在进行翻译。文学作品具有多方面的联系，文学翻译要做到“透彻的理解”，“从理论上说是没有止境的”。但这番话并不意味着斯坦纳对文学翻译持悲观论点，恰恰相反，他认为，“反对可译性的观点所依据的往往不过是一种片面的、只看一时而缺乏远见的见解。”斯坦纳高度评价了翻译的功绩，他说：“文学艺术的存在，一个社会的历史真实感，有赖于没完没了的同一语言内部的翻译，尽管我们往往并不意识到我们是在进行翻译。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我们的文明，就因为我们学会了翻译过去的东西。”

与语言学派的观点相比，斯坦纳显然进一步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思路。

20世纪70年代，在当代西方译学界还活跃着另一批学者，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但是从文化层面研究翻译的共同主张、观点和方法论把他们连在了一起，形成了比较完整、比较独特的翻译研究理论。

其代表人物包括：

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

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

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

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

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

朗贝尔（José Lambert）

梵·登·勃鲁克（R. van den Broeck）

这批学者竭力想打破文学翻译研究中业已存在的禁锢，试图以有别于大多数传统的文学翻译研究的方法，探索在综合理论（comprehensive theory）和不断发展的对翻译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文学翻译研究的新模式。

虽然，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文学翻译作出了各自不同的描述和诠释，但人们仍不难发现他们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相同点，这些相同点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他们都把翻译理解为一个综合体，一个动态的体系；

2）他们认为，翻译研究的理论模式与具体的翻译研究应相互借鉴；

3）他们对翻译的研究都属于描述性的，重点放在翻译的结果、功能和体系上；

4）他们都对制约和决定翻译成果的因素、翻译与各种译本类型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感到兴趣。

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以色列学者)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参见张南峰译，伊塔马·埃文-佐哈尔著，“多元系统论”，《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

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范围是文学翻译理论。他有感于那种孤立地比较译文和原文的传统翻译批评，只反映批评者个人或者其所身处的社会的价值观，不能算是学术活动，而现存的翻译理论均不能作为全面地解释翻译这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的框架，于是在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崭新的理论——多元系统理论。

这套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些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即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于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懂得现象联系起来研究。

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式，有时与它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以翻译文学为例，它处于中心时，往往参与创造一级模式，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处于边缘时，则常常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二级模式。前者的翻译策略，着重译文的“充分性”，后者则着重“可接受性”。因此，不同的翻译策略，只反映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翻译规范，而规范并没有正确错误之分，而只有是否得到官方文化认可的问题。

多元系统理论给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的、面向译语系统的、功能主义的、系统性的新途径，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催生了一个跨国界的翻译研究学派。

“Polysystem Theory”一文有三个版本，分别发表于1979、1990、1997年。前两个版本主要针对文学和翻译研究，最后一个版本则针对文化研究。所以，多元系统理论实际上已从文学理论演变成了一个普通文化理论。

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

吉迪恩·图里的论文集《翻译理论探索》（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在这批学者中间，甚至在整个西方学术界影响也很大。

这本书收集了图利于1975年至1990年间所写的论文11篇，其中有对翻译符号学的研究，有对翻译标准的研究，也有对描述性翻译的研究和对具体翻译个案的研究。

作者的整个指导思想是：迄今为止我们对翻译问题的研究过多地局限在关于可译性、不可译性等问题的讨论上，而太少关注，甚至忽视对译文文本本身、对译入语的语言、文学、文化环境给翻译造成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翻译的结果而不是翻译的过程上。

图利认为，翻译更主要的是一种受历史制约的、面向译入语的活动，而不是纯粹的语言转换。因此，他对仅仅依据原文饿而完全不考虑译入语因素（与原语民族或国家完全不同的诗学理论、语言习惯等）的传统翻译批评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研究者进行翻译分析时应该注意译入语一方的参数（parameters），如语言、文化、时期，等等，这样才能搞清究竟是哪些因素，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翻译的结果。

图利进一步提出，研究者不必为翻译在（以原语为依据的）“等值”和（以目的语为依据的）“接受”这两极之间何去何从而徒费心思，在他看来，翻译的质量与特定文学和特定文本的不同特点的翻译标准有关。他把翻译标准分为三种：前期标准、始创标准和操作标准。

1）前期标准（preliminary norm）:对原文版本、译文文体、风格等的选择；

2）始创标准（initial norm）:译者对“等值”、“读者的可接受性”以及“两者的折中”所作的选择；

3）操作标准（operational norm）：反映在翻译文体中的实际选择。

图利认为，译者的责任就是要善于发现适宜的翻译标准。

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

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

两人合编论文集《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 --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观点：翻译研究实际就是文化互动的研究。

20世纪末译学界最值得注目的现象之一是女性主义（feminism）批评家对翻译研究的加入为当代的翻译研究吹入一股新风。

女性主义的观点：

1）译作与原作的地位问题。她们指出，翻译界流传甚广的说法“翻译像女人 ，忠实的不漂亮，漂亮的不忠实”，不仅包含着对女性的歧视，而且也包含着对译作的歧视；

2）在翻译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话语受到女性主义批评家们的猛烈抨击。

从某种意义而言，女性主义批评家的翻译研究已经越出了一般的翻译研究，它涉及的已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问题，而是还有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