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观点：

  1.从语言符号的不确定性否定“翻译的绝对性”

  2.从语言哲学的相对真理肯定“翻译的可能性”

  3.从语言文化角度断定“译诗必有所失”

  4.有所失必有所得，“可译”与“不可译”实谓缺一不可的整体

  在“巴别”通天塔停建后的世界里，语言的“同一性”抑或已被上帝打破，翻译成了人类交流和文化传播不可或缺的工具。千百年来形成的译学传统围绕着翻译的核心——理解与表达而展开，人们正是过于看重翻译的绝对“对等”，强调译文与原文的完美统一，故尔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展开无休止的争论。而重建“翻译”这一“通天塔”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语言与文化系统之中存在某种共同的东西，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基本上是同构的，但那更多的是一种理想的假设。因为语言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都是人为创造的，并且处于不断流变之中。语言本身并没有确定的含义，语言具有的所谓含义都是人为赋予的；更何况这种赋予是任意的，例如，西方表音文字的语音与语义之间结合的任意性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语言的不确定性是人类凭借翻译进行沟通的第一道屏障，那么语言作为文化代码的符号系统则是阻碍人类完全沟通与理解的最大障碍，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翻译的绝对性。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符号系统只能在所指层面达到一定的共享，建立在绝对理解上的翻译只能是一种难以企及1967 的梦想。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早在上个世纪就发出这样的感叹：“诗者，译之所失也”。他的这一论断揭示诗歌翻译的一个重要命题——必然会丢失掉一些东西。

  至此，跨文化绝对意义上的翻译似乎被“解构”得让人绝望，然而生活中总是存在着这样的悖论——越是不可能的事情似乎越具有必要性。人类重建“通天塔”的愿望就从来不曾放弃，翻译也已成为事关人类生存的伟大事业。对于一个译者而言，那首不可译的诗却能产生最好的诗。从某个角度而言，诗歌的翻译又是幸运的，诗歌语言的多元性和语言文化的差异性既给翻译设置了障碍，也给译者重建一首诗提供了广阔的再创造空间。虽然完美的译诗不是人的能力所能企及的，但那种不可译的阻力反而激励着译者进入自由想象的境界，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与现实文化差异的一种较量，尽管这种较量常常使译者陷入了进退维谷的苦闷、无奈与绝望中。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承认真理存在的相对性，甚至承认无限接近而永不可得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美，那么，诗歌翻译何以不能成为一种绝望背景下的“西西弗斯”式的悲壮而勇敢的努力？至此，一种迫切的追问在我心头涌动——诗歌翻译在多大意义上可能？也许历经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的当代译学理论，能为诗歌翻译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译事在此已被看作是一种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的三元关系，译者、读者不再被忽视，而是与作者平分秋色。换言之，翻译已不再维持或再现原文的意图，而要从“源语中心”朝“译语中心”转向。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力求在语言维度、文化维度的转换上与源语保持高度的关联，同时顺应译语的文化语境，对原作者意图进行操纵性的重构，即采用灵活多样的翻译策略，不断做出优化的译文选择，让译文读者轻松地获得作者试图197传达的语境效果，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效果。

  此时此刻，让我们回到弗罗斯特的那句名言，诗歌翻译到底“丢失”了什么，在丢失的背后又得到了什么？也许，我们真的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有所失必有所得。我们不应将“丢失”看作是诗歌翻译的一种缺陷，一种遗憾，而要将其看作是诗歌翻译的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向度。我们应该认可并在一定意义上鼓励诗歌翻译过程中“有所得”的再创造。庞德的“译作乃是新作”的翻译实践就是一大明证。今天，在译学文化学派眼里，译文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原文，影响译语文化的诗学传统和多元文学体系。该学派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颠覆了“原作是至高无上而神圣”的传统译论，尤为看重翻译的文化意义。

  译事难，译诗更难！诗歌翻译的“可译与不可译”实谓缺一不可的整体。如果说弗罗斯特的“诗者，译之所失也”断定诗歌的不可译；那么苏珊·巴斯奈特的“诗者，译之非所失也；诗者，恰为译之所得也”则为诗歌的可译性做出完美的注解。它们从各自相反的方向时时提醒我们在从事诗歌翻译这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业中，需额外增加一分谨小慎微的细心与耐心；力求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应是译者一生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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