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著有几十个译本司空见惯，而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者，通常只能拿千字不足百元的稿酬。

  “文学翻译质量一代不如一代？”“文学翻译稿酬太低？”6月8日，由上海翻译家协会和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再登巴别塔??文学翻译的现状与未来”专题研讨会上，60余位翻译家、评论家济济一堂，对于社会上这两种普遍声音的辨析成为会上讨论的焦点。

  文学翻译评论应对推动评价体系发展有所建树

  文学翻译质量真的每况愈下了吗？这个时代为何少有傅雷式的优美译文？上海翻译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黄昱宁对此并不认同，在她看来，衡量文学翻译质量缺少客观、全面、与时俱进的评价体系，是造成读者这一刻板印象的主要原因。“近两年来，翻译问题唯一一次进入大众视野的就是冯唐《飞鸟集》译本，但这次讨论造成的结果只是我每天收到无数个电话要求重译《飞鸟集》，对于真正翻译评论的推动，价值几乎为零。”黄昱宁认为，时下的翻译评论对于具体作品的分析往往缺乏专业性，少数有见地的专业评论往往被耸人听闻的言论所淹没。即使是优秀的专业评论，大多还是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面，缺少提炼、思考的过程，无法上升到不断完善评价体系的层面。翻译理论长期困在象牙塔中，与译者、媒体、读者等都有一定距离，缺少深入浅出转化的文体和平台，以至于近年偶尔出现的大众层面的翻译讨论，仍然停留在相当浅的层次。

  翻译评论的困境一方面在于，随着大众外语水平的提高，谁都可以就此发表看法，“翻译评论”和一般“文学评论”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模糊，另一方面，真正愿意花时间投入翻译评论的又是少数。“做翻译评论，意味着要花费两倍时间读原文和译文，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翻学院副院长吴刚说，专业评论的缺席和以偏概全、充满语言暴力的网络差评，例如动辄便说“看了一页就看不下去”，让文学翻译难以得到真正有深度的探讨和鉴别，“信达雅”的标准如何理解，随着文学的发展，更是歧义丛生。

  在黄昱宁看来，滞后的文学观普及工作，构成了评判标准的另一重干扰因素。“世界文学潮流的嬗变，对我们衡量好译本的标准，一直在提出新的审美要求，但我们的普遍欣赏水准与这种要求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读者对现在的译本提出批评时，往往会提到，如今译者的中文造诣远不如过去，译文读来常有生涩之感，‘文采’阙如。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面对的原文，和林纾或傅雷时代所面对的原文，本身就发生了巨大变化。”黄昱宁提出，现当代文学更跳跃更抽象，更重视文字所携带的意象和信息，而有意避开那些已成定式的华美程式。这要求译者对现当代文学的特点有更强的领悟能力，相应地，人们对译作的评价标准也应有适当改变。“比如说，几年前在微博上几乎全民参与的乔布斯情书翻译，就有很多耐人寻味之处：这是一封极简单的由近乎纯口语的文字写成的信，但很多网民激赏的、认为‘文采斐然’的译文都是合辙押韵、辞藻华丽的东西。经常能听到大部分读者对于译本最高评价是‘流畅’，相应地，对于不喜欢的译本，一般最常见的指责就是‘不流畅、疙疙瘩瘩’、‘读不懂’或‘毫无美感’。这里的情况相当复杂，但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文学普及教育，滞后于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今天文学翻译面对的对象和读者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信达雅的标准，尤其是“雅”字，如今该怎么理解？在读者对欧式词汇和语法的宽容度越来越大的今天，“信”和“达”又该制定怎样的新标准？每天都在诞生的新词应该以怎样的标准和速度引入翻译才合适？在互联网轻易就能提供简单检索的今天，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有没有必要削减原先简单的说明性注解，扩大阐释性注解的比例？在人工智能开始介入创意写作、翻译的时代，各种翻译软件层出不穷，新一代文学译者如何看待这种全新形势，如何在懂得使用最新工具的同时发挥人工智能替代不了的独特价值？在与会者看来，优秀、成熟的文学翻译评论应对推动评价体系发展有所建树，在文学不断发展的今天，对于以上问题的讨论，还远没有答案。

  比起低稿酬，更令人担忧的是复译与首译的失衡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工资涨了100倍，文学翻译稿酬只多5倍。过去，翻译家能凭借翻译过上体面生活，如今，很少人能够仅凭翻译过活。”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为文学翻译的低稿酬打抱不平。稿酬，确是译者们直面的又一个关键性问题。“除了‘翻译质量是否每况愈下’之外，我经常被问到的另一个敏感问题是‘文学译者的稿酬是否过低’，‘稿酬低是不是造成翻译质量下降的最主要原因’。”黄昱宁说，与实用类笔译或口译相比，文学笔译的稿酬水准平均线确实比较低，“但我们也应看到，文学笔译的稿酬是出版社支付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译者稿酬最终取决于成书后创造的市场价值。提高译者待遇，如果离开对这个前提的认知，那就无从谈起。书价低、外国文学阅读门槛较高等，都是造成这类图书市场价值偏低的原因。”

  作为出版业和翻译界的双栖者，比之“稿酬过低”，黄昱宁更担心的是，稿酬背后的市场导向与舆论环境可能导致复译与首译的严重失衡。“通常情况下，公版书的利润率远远高于版权书，而操作难度则远远低于后者。市场上扎堆出版的通常是销量有保证的世界名著，它们往往已经有大量现成译本，复译可以借鉴前人，难度大大降低，译者承受的压力也远不如首译本大，得到的美誉度反而常常高于首译本。世界名著被重印的可能性也远远大于很多现当代作品，这使得译者在复译本上得到的收益有可能大大高于首译本。”

  打开图书电商网站，人们可以找到几十个版本的《小王子》，而某些高额支付译者稿酬或版税的案例，也都发生在公版书领域。“这些早已被重复翻译多次、除了商业价值外别无意义的复译，因为出版社没有其他成本，往往开得起优厚条件的合同给译者，而大部分版权书都是知名度且有待积累的现当代作品，承担这些任务的译者难度高风险大，但出版社却没有更多成本可以支付给译者。”翻译与市场的这种倒挂形成了一个怪圈：世界名著有几十个译本司空见惯，而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者??承担这些的往往是中青年译者，通常只能拿千字不足百元的稿酬。让翻译和出版界人士担忧的是，长此以往，本来就极为有限的译者资源大量流入复译大潮，公版书重复出版现象愈演愈烈，现当代作品的翻译质量则进一步下降。翻译文学的表面繁荣之下，隐藏着不合理的结构??有文化积累价值但市场前景黯淡的现当代纯文学翻译作品，生存空间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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